40年回首MARK- J 探测器学习

文/郑志鹏   2018-10-11 10:02:10

时间过得真快,一转眼,我们在丁肇中先生领导的Mark- J(实验组) 探测器上学习、工作至今已40年了。那些紧张而有意义的经历至今令人难忘,对我们后来的工作和生活影响深远。为了纪念这段不平凡的生活,我记录下几件印象深刻的往事。

1973年高能所成立之初,所里很重视对年轻人的培养,开设了各种各样的培训活动,如英语学习班,专业讲座和学术报告。1975年丁肇中教授到所里作报告,听众挤满了讲堂,受到了热烈欢迎。我听了之后对其发现的新粒子感到十分好奇,被他准备在德国汉堡新建的大型探测器及其物理目标深深吸引。

1977年,丁肇中先生获诺贝尔物理奖之后不久再次访问中国,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。接见时,邓小平希望他为中国培养科学人才,并提出培养一百人的要求。丁先生回答说:“可以培养,但第一批先送十人到我实验室工作、学习吧。”邓小平同意了他的考虑,并对丁先生的许诺表示感谢。于是国内有关部门做出安排,准备从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挑选八人,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挑选两人,共十人到丁肇中实验室学习、工作。经过严格的考核后,我有幸成为这十人之一。

1978年元旦刚过,我和唐孝威、马基茂、郁忠强、童国梁、张长春等六人便乘飞机从北京飞往巴黎,再换乘火车到波恩,第二天乘火车抵达汉堡。丁肇中已在火车站接我们,热情和每一位握手,表示欢迎。接着带我们来到了他所工作的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研究中心(DESY)。安排好我们的住宿后他对我们说:“明天上午九点,在会议室见面。”

到DESY的第二天,紧张的工作就开始了。为了赶在PETRA(正负电子对撞机)加速器出来前造好Mark -J探测器,只剩下一年多的时间,因此不得不夜以继日地工作。丁肇中带头,大家每天从早上9点一直干到半夜12点,除了睡觉、吃饭以外,大部分时间都是工作,周末和节假日也不例外。因为当时年轻,想多学些东西,早日完成自己承担的任务,也就很快适应下来了。

当年3月,中国科大的许咨宗、杨保忠和高能所的朱永生、吴坚武也来了,十人都到齐了。

一次,丁先生请我们吃饭,逐一询问每个人是哪个大学毕业的,我们都一一作答。他统计后发现我们十人中有五位是从中国科大毕业的,即朱永生、许咨宗、杨保忠、吴坚武和我,于是对中国科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并向我们询问中国科大的详细情况。

我们向他介绍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1958年成立的,首任校长是郭沫若,是由中国科学院与教育部联合创办的,充分利用中国科学院及下属研究所的资源优势,形成科学院办校,研究所与相应院系紧密结合,高年级学生在研究所做论文的特色。办校宗旨在于满足国家重大科技需求,培养高端科学技术人才。首任系主任中有吴有训、严济慈、华罗庚、钱学森等著名科学家。我们五位都是从科大原子核物理及工程系(后改为近代物理系)毕业的。在校时的系主任是赵忠尧先生,任课教师中有张文裕、关肇直、梅镇岳、彭桓武、朱洪元和李整武等知名学者。丁先生说,赵忠尧是正电子湮灭现象的发现者,对正电子发现有重要贡献;张文裕在高能实验物理方面成果卓著,他们二人都令他十分尊重。以后他多次向我们打听在大学里都学了哪些课程,我告诉他,我们学过原子核物理课,是梅镇岳教的。正好当时手头上有一本梅先生编的《原子核物理》教科书,就拿给他看。他仔细翻阅后说,内容很新、很全,相当于美国研究生的教材。

1982年,丁先生访问了科大。他对科大的校园环境、校风及办学理念还有少年班都赞不绝口,并称赞科大是中国的MIT。之后又在1984年和1992年两次重访科大,并从优秀本科生中挑选研究生,他对科大、科大学子有一种特殊的感情。

还有一件生活小事至今难忘。一次丁先生访问北京后回到DESY,打电话叫我们几位中国同事到他办公室,将一张张我们亲人的照片分发给我们,这些照片都是他亲自拍的。当我看到好久未见的妻儿的相片后非常激动,大家都十分感谢丁先生体贴入微的关怀。

一年多时间,一个性能良好的庞然大物——Mark - J探测器终于矗立在谱仪大厅里,这是Mark- J小组全体同事们汗水的结晶,其中包括了我们中国同事的贡献。我们都很好完成了各自的任务,丁先生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和赞赏。不久,就在这台Mark J探测器上取得了胶子喷注发现的出色工作。

大家辛苦了一年多,在实践中学习到了许多高能探测器的前沿知识,提高了我们的动手能力。同时从丁肇中先生身上学习到了严谨、执着的科学精神和作风,对以后回国参加北京谱仪的建造大有裨益。

责任编辑:方丹敏

郑志鹏,中国科技大学5 8级校友、原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、原广西大学校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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